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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(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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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四章(三) (第1/3页)

    1

    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,心事重重,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进。“,别拿脸色给妈看。实话讲,让你就不错了。人比啥子都强,不要有非份之想。”坐在床边,边说边在手缝枕头套脱线之处。

    好几天没见,还是纠住老问题不放,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不安份。我赌气地说:“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,何必死啦活啦的?”

    “就是死和活的事,”说。“你的三姨,我的亲表妹,比一个妈生的还亲,不就是没活成!”

    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,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,那是1961年刚开春。三姨躺在床上,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,皮肤透明地亮,脸肿得象油纸灯笼。熬草药给她洗身。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人,雇了个小伙计,日子过得还象模象样。五代初,三姨夫不仅不能雇伙计,店铺也“公私合营”了。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狱的,他在里说,现在共产党当家,样样好,就是他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好。被人打了报告,一查,他参加过道门会,就被当作坏分子送去劳改了。

    三姨为了活命,只好自己去拉板车,做搬运,抚养两个年龄很小的儿子。两个儿子先后得病死了。她没力气拉板车,就到菜市场捡菜根菜梆子,给人洗衣服。

    听人说她病重,赶过江去。

    她一见就泪水涟涟,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,紧抓的手臂,说,二姐,你看我这个样子,是等不到你妹夫回来了。

    赶快给她做开水冲黄豆粉羹,那时,都说豆浆营养好,能救命。三姨不吃,说你家那么多口嘴,二姐你带回去。

    把那袋豆粉留下了,她没有想到三姨会死得那么快。

    那是1961年初冬一个礼拜日,在堂屋,一个憔悴不堪的男人,挺陌生的,从院门口朝她一步一挪走来。走近了,男人开口叫二姐,才认出他是三姨夫。他七年劳改,坐了四年,还应当有三年。吃惊地问你咋个出来啦?

    三姨夫也不坐递上去的凳子,就坐在我家门槛上。他衣衫极为破烂,几乎睁不开,以前他一说话就笑,并且很会说笑话,还能稳住自己不笑,让别人笑个不停。爱干净,总梳得有样式,哪象这么一头,还生有许多斑疮,而且哪会一屁股坐在门槛上?

    他说劳改营里没吃的,犯人们挖光了一切野菜,天上飞的麻雀,地上跑的老鼠,早就消灭得不见。当地老百姓,比犯人更精于捕带翅膀和腿的东西。劳改犯中有病的,年老的先死。剩下的人已经没力气再埋死人。管理部门给他个提前释放,让他回重庆,交给街道“管制”。

    他说:她走了,就不肯多等几个月!正在苦怎么告诉他三姨饿死的事,可他已知道。

    三姨夫说,他已没去处了,街道上说这一家已经没有人,就把一底三间房收了交给房管局让别人祝新住户当然拒绝他进门。

    没有听清楚,她被一个邻居叫到大厨房,那里已站了几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,有男有女。他们直言直语对说:你不能让这个劳改犯留在这个院子!留下也没人敢给他这种阶级敌人上户口,你哪来吃的喂一张本来就该死的嘴。还不快些赶走他,让他赶快离开这个院子!他们不容有一个插话的可能,婆娘们的声音尖又细,故意让坐在门槛上的三姨夫听见。

    邻居们还算对我对三姨夫客气,没直接去赶他轰他。犹犹疑疑走出大厨房,三姨夫已经走掉了。连忙挣脱这群还围着她的人,追出去。

    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,追上了。坡上坡下,这年树枝光秃秃都还未抽出芽,吃嫩叶还不倒时候。拿出二元钱递过去,三姨夫好歹不收。说你不收,今天随便啷个我也不让你走。

    三姨夫边收钱边说:我这么落难,你还同情我。

    他哭了起来。

    也哭了,哭自己没能力留下这个亲戚。

    二个星期后,不放心,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。打听了几个人,都说不知道。那儿已有一家六口住着,果真如三姨夫说的,房子交了公,房管局把房子里家什卖了,房子分给了人。

    三姨夫在周围了几天,无处可去,当然没人给他上户口,给定量的口粮。他脸和身子都饿肿了,这种时候要饭也太难了,乞丐越来越多,给剩饭的人几乎没有。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,没吃没喝的,冷溲溲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,活活饿死了。也没闭上,睁好大,住着三姨房子的女人一边比划一边说。

    尸体呢?觉得自己整个人直在摇晃,连忙扶住门框。

    弄走了。那女人突然反应过来,对说:你是他啥子人?管你是啥子人,听我一言,别再打听他。他是劳改犯,别惹。说完女人把两扇木门合拢,只得退出门槛,让那门在面前哐当一声关上。

    “我怎个就给他二块钱?我身上明明还有五块钱,他是专来投奔的。他在家有困难时还搭救过呢!那阵子我已经怀上了你,我是为了你,活活饿死冻死了他。以前他搭助时,真是大方。”用咬断线,把针线收拾好,瞟了我一眼。那句她说过的话又响在我耳边:让你就不错了。

    那个公共厕所,和每个公共厕所没多大差别,脏,臭,烂,两只脚踩得不小心,就会掉下粪坑。死在那种地方,比死在露天还不如。我觉得的后悔药里,全是自己的自圆其说——她可以顶住一切压力,让又病又饿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来,起码住几天是可以的。不过如果能顶住那种压力,也太完美了点。她没有那么完美,她自私,她怕。米缸里没米,锅里没油,而头上随时都可能有政治上的“揪辫子”。为了我的姐姐哥哥们,更是为了我,畏缩了。

    为了我,行了不仁不义,让三姨夫饿死。就这一点,我也不必再与她纠缠读书的事,起码今天我不能跟她闹别扭。

    这么说来,我还没有出生,就是一个有罪的人?

    2

    收拾起碗筷,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。一盏15瓦电灯悬在房中间,投下。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,水是凉的,炉火已灭了,烧热水费煤,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。父母说:穷归穷,但得干净。每隔半月或二,就用碱清洗碗筷,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子。

    女人响亮的哭泣声,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出。

    没隔一会,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。“成天打,有完没完?想逼我进高烟囱呀?”王妈妈在劝架,同时也在骂架。她的么儿和么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,还三天两头打架。闹得王妈妈的二个女儿,即使也坐不上半天。一家三代人窝,隔不了几天,就有场戏演。

    王妈妈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,正是1956年康巴藏族叛乱之时,被派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区剿匪。剽悍的康巴牧民马队,在草原上来去如风。夜里摸了帐蓬,袭击部队,砍了所有俘虏的头颅。后来国家调动大批飞机,空投伞兵,用喷火器迎着猛烧,才挡住了狂奔的康巴马队。象王妈妈儿子这样的新兵去剿匪,干脆是去送死。

    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,逢八。一节和春节,街道委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子里来,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慰问信贴在王妈妈的门上。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,用雕着“烈属光荣”,醒目挂在门楣右侧。王妈妈周身上下落得光彩,脸上堆满喜气。鸡毛蒜皮一件事与人发生口角,不出三句话,她总会说,“我是烈属。”

    “儿子都没了,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,”么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。

    “我为啥子要伤心,他为革命没了,我还来不及呢,”她振振有词地答道。

    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,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,也最听话的,学习成绩一直冒尖,本来该是读大学的料,但十九岁的青年,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。

    “儿子太乖,鬼都要来找,”工休从船上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。每次他心头呕气,总还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。老二放大成的黑白头像,一个中腼腆的笑容,镶在玻璃镜框里,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。每次我看见这照片,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。

    三四岁的孩子,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。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,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,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,手风琴伴奏着“不忘阶级苦”。上小学,我七岁,才有这幸运走进展览馆,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、被害的革命战士血肉模糊的照片,还有人民大胜利后,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照片。

    你们要注意,时刻警惕,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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