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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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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十章 (第1/3页)

    1

    晚上,我回到家,家里已浪静风平。德华回他家筹备结婚的事,二姐在家过夜,与我挤一床。大姐与四姐睡一床。

    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,一碰就闹别扭。大姐火爆,有气话藏不住;二姐心细,凡事心里自有主张,她身体弱,几次发高烧,险些断了气。说,她是二道命,回,老天照顾,考上自带伙食培养小学教师的半工半读学校。她天生矜持,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钱,步行几个钟头,从学校走,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车费。她的裤腿和鞋是泥,后洗净脚,就一声不响地用剪刀尖挑脚底的血泡,手抖也不抖一下。二姐快毕业时,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,她和一个男同学带着我,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。男同学戴了个眼镜,拿着个有半截砖头大的照相机,让我手扯住一枝树丫,他不说笑一笑,而说看看天!看看天!

    从苗圃照完相回到家,父亲把二姐单个叫到屋里,父亲说这个男同学嘴太甜,溜转,这种人靠不住终生。十多分钟后,二姐就把男同学送走了。之后,男同学再未来家里。那卷胶卷拆下时,不小心曝了光,二姐后悔地说,“一张也没有,太可惜了!”二姐在这么说时,神情黯然。

    的一个熟人看中二姐,把侄儿介绍给她。侄儿是一个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,口才一等人材一等,二姐去找他,他正在厂里的牛栅里忙着。牛棚设在一幢大楼底层,窗被堵死,不见光线,从里传出来的一声长一声短的惨叫,被拷打的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录。

    二姐没敢看,吓得拔腿就走,她这一走,倒也对,若摊上那位造反的干将作丈夫,她就真要后悔了。文革还未接近尾声时,那位青年被投进了监牢,判了二徒刑。

    二姐是家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人,她的生活最安定,也最幸福,人人羡慕。

    房间时早就关掉了灯,大姐在另一张床上问:“,你今午跑到哪儿去了?爸爸说你中午就不见了。”

    “上学去了。”我睁开回答。心想,你不是同样也不在家!而且有意躲着我似的。我本来平躺,这时就用背对着二姐。

    “你没有去上学,我晓得。”大姐说。

    “那还来问我做啥子?”我轻声咕哝了一句。

    2

    三哥是长子,在家里很霸道,父母宠他,他也认为该受宠。他十五岁时,街上所有同龄的,都抓了个红卫兵袖章戴着,就他幸运地挤上火车,到了北京,看毛主席。他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夜晚,象变魔术一样,从身后抓出几颗玻璃纸包的水果糖,把当时年龄还很小的四姐、五哥和我给迷住了。

    从1980年开始,他就在和父母闹别扭。这阵子,他正在楼下房间里向发脾气,四姐的事是起因。说他不顾家,白养了他。为了脱离开家,不和父母五哥挤在楼下房间里睡,他就跟街上一个姑娘神速结婚,当了人家的,事后才告诉父母。“你的媳妇,从不叫我一声妈,”说。

    “她不叫,是她的事,”三哥一步从屋里跨到堂屋说:“反正从小长到大都未靠过你们当父母的。”他扔下这话就蹬蹬蹬走了。

    阁楼里的三位姐姐听见了,都未作声。

    三哥从未与家人提起他在乡下的经历,也不提回城后在宜宾轮船分公司扛包当装卸工的事。他有理由抱怨,是三嫂说出来的。

    七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回城,分配工作时领导开后门越发猖狂无忌:有后台的分到办公室,行了贿的分到船上学技术,无权无势的统统当装卸工。三哥他们一批青年装卸工,闹了一场罢工。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”,工人有此权。领导一看见“闹事”,就赶忙打电话,让保卫人员和公安局赶来准备抓“为首的反革命分子”。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收贿的实证。文革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,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,只能采劝和平解决”。罢工总算有了结果: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,重新分配。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,这是父亲曾径下放走船的航线。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。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,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的手写张贴,在1980年年初,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,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。

    最早插队的大姐,曾远行它乡的三哥,挑砖瓦的四姐,都有理由认为不必与父母多打交道,父母帮不了他们,反倒使他们倍受欺压。虽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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